楔子
有些记忆像老胶片，泛黄了，却总在某个深夜重新放映。
1990年夏天，我十九岁，高考落榜，在县城舅舅的五金店帮忙。那个闷热的傍晚，我鬼使神差走进一家录像厅，遇见了一个穿碎花裙的女人。她坐在最后一排，身边空着一个位子。电影开场十分钟后，她侧过脸，压低声音说：“小兄弟，姐姐家电视更大，音响也是刚换的。”
那句话改变了我整个夏天。
二十五年后，我坐在自己家的影院里，看着对面那个从省城赶来的女人，终于明白当年那句邀请里藏着多少我没读懂的东西。
第一章 录像厅
那家录像厅在县城东街的巷子深处，夹在一家早点铺和一家裁缝店之间，门脸窄得只容两人并排通过。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红布帘，帘子上歪歪扭扭写着“丽都录像厅”五个字，用的是白色油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
我在那条街上走过无数回，从来没进去过。那天傍晚不一样。
舅舅让我去东街送一箱五金配件，收货的是裁缝店老板。我把箱子放下，出门时天边烧着一片暗红色的晚霞，六月的热风裹着煤灰味从马路上卷过来。我站在巷口，摸出裤兜里揉皱的五块钱，犹豫了几秒，掀开了那块红布帘。
里面很暗，眼睛适应了好一会儿才看清格局。一个不到四十平米的长方形房间，摆着七八排木头长椅，椅子腿用铁丝加固过。最前方是一台二十一寸彩电，搁在铁架子上，正在放一部港片。满屋子烟味混着汗味，空气黏稠得像隔夜的稀饭。
看片的人不多，稀稀拉拉坐了十来个人。我在第三排靠边的位置坐下，五毛钱一张票，不贵，但对于我这种刚来县城打工的乡下小子来说，也算一笔娱乐开支。
屏幕上放的是周润发的《英雄本色》，已经演到一半了。小马哥在枫林阁那场枪战，我在地摊杂志上看过剧照，真的看到画面动起来的时候，整个人还是被震住了。那些年在乡下，家里只有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能收到的台就三四个，信号不好的时候满屏雪花。录像厅里这台彩电，画面清晰得不像真的。
我正看得入神，身后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伙子，后面有人找你。”
我回头，昏暗的光线里看不清后排坐着的脸，只隐约看见一个轮廓。我以为是谁认错人了，没在意，转回头继续看。
又过了几分钟，后排传来一阵轻微的窸窣声，有人起身走动。然后我右边的空位子被人坐下了。
我没转头。来县城一个月了，我学会了不和陌生人搭话，这是舅舅教我的道理——“城里人和乡下不一样，别太实在。”
屏幕上周润发正叼着牙签讲话，港式普通话配着中文字幕，我看得认真。就在这时候，耳边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不大，刚好盖过电影里的对白。
“小兄弟，姐姐家电视更大，音响也是刚换的。”
我愣了一下，转过头。
她大概三十出头的样子，头发松松地挽在脑后，几缕碎发落在耳侧。穿一件白底碎花裙子，领口不高不低，手腕上戴着一只细细的银镯子。录像厅里光线暗，但她的眼睛很亮，是那种让人看了就不敢直视的黑。
她笑了笑，不是那种刻意讨好的笑，而是带着一点调侃，好像在看一个不太开窍的小孩。
我那时候十九岁，在村里念书的时候连女同学的手都没拉过，来县城这一个月，除了买东西和收钱的顾客，几乎没跟任何年轻女人说过话。她这一声“小兄弟”，我的耳根就红了。
“我……我是来看电影的。”我说了一句蠢话。
她没在意，朝门口方向看了一眼，又转回来：“你这孩子，姐姐又不害你。我家就在旁边巷子里，彩电二十四寸的，比这台大一圈，录像机也是刚买的，松下牌。你帮我个忙，搬点东西，完了你想看什么片子，姐姐放给你看。”
我在心里飞快地盘算。舅舅说过，城里人精，凡事多留个心眼。可眼前这个女人说话的样子，不像有什么坏心思。再说了，这录像厅里坐着十来个人，她也犯不着单独骗我一个刚进城的小伙子。
“帮什么忙？”我问。
“搬一台洗衣机。”她说，“从巷口搬到家里，三楼，没电梯。”
我看了看自己的胳膊。在乡下干了十几年农活，力气有的是。搬洗衣机这种事，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那这片子还没看完。”我说。
她又笑了，这次笑出声来，声音不大但好听，像夏天傍晚扇扇子的声音：“傻小子，姐姐家有你好看的呢。走不走？”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站起来跟着她走了。
出了录像厅，天已经彻底黑了。路灯昏黄，几只飞虫绕着灯泡打转。她走在前面，碎花裙子在夜风里轻轻飘着，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皂味，不是那种浓烈的香水，就是洗衣粉和香皂混合的味道，闻着很干净。
我跟在后头，保持两步的距离。她步子不快不慢，时不时回头看我一眼，像在确认我没跟丢。
“你多大了？”她问。
“十九。”
“哪的人？”
“南边乡下的，石桥村。”
“在城里做什么？”
“在舅舅的五金店帮忙。”
她“嗯”了一声，没再问。走到巷口，她指着一台立在墙边的双缸洗衣机说：“就是这台，能搬动吗？”
我弯腰试了试分量，四五十斤，不轻但也不重。我把洗衣机扛上肩膀，她走在前面帮我看路，上楼梯的时候在我旁边时不时扶一把。三楼的老式居民楼，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拍一下手亮一阵。她在前面拍着手掌带我上楼，灯光一亮一暗，她的影子在墙壁上忽长忽短。
到了家门口，她掏出钥匙开门。门开了，一股淡淡的花露水味道飘出来。她开了灯，让我把洗衣机放在客厅角落。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老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客厅里铺着那种老式的水磨石地面，擦得能反光。一张布艺沙发靠着墙，对面是一台二十四寸的松下彩电，放在一个深棕色的电视柜上。电视柜旁边是一台录像机，黑色的，面板上闪着绿色的指示灯。
彩电确实比录像厅那台大，画面肯定也更清楚。
她倒了杯水递给我：“累了吧？歇会儿。”
我接过杯子，没坐下，站在客厅中间有点不知所措。她看出了我的紧张，走到电视机前蹲下来，从抽屉里翻出一盒录像带，塞进录像机。
“你喜欢看什么片？动作片？还是枪战的？”她问。
“都行。”我说。
她选了盒带子，按下播放键。屏幕亮起来，是周润发的另一部电影，《赌神》。画面从电视里跳出来的那一刻，我确实被震住了——二十四寸的彩电，色彩和清晰度都比录像厅那台好太多了，声音是从两个音箱里出来的，立体声，枪声从左耳窜到右耳，逼真得不像话。
“坐啊，站着不累吗？”她在沙发上坐下来，拍了拍旁边的位置。
我犹豫了一下，在沙发的另一头坐下，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
她也不介意，靠在沙发上看电视，手里捏着一把蒲扇，不紧不慢地扇着风。六月的夜晚没有空调，但客厅的窗户开着，穿堂风吹过来，比录像厅里那股闷热舒服多了。
电影放到一半，她忽然开口：“你那五金店在什么地方？”
“南街，老百货大楼对面，叫‘国强五金’。”
“哦，那家。”她说，“你舅舅是张国强？”
“是，您认识？”
“不算认识，路过见过。”她停了停，“你住店里？”
“住后面仓库，有张小床。”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心疼，又像是别的一种什么。但她没说什么，转回头继续看电视。
电影放完了，我站起来道谢，准备走。
“明天还去录像厅吗？”她问。
“不一定，没事的话可能去。”
“明天下午三点，翠屏电影院门口，我请你看场电影。”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随便，好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我站在门口，楼道里的灯光灭了，黑暗里只能看见她站在门口的身影。
“好。”我说。
下了楼，走在县城空旷的街道上，夏夜的风把我的衬衣吹得鼓起来。我摸了摸自己的脸，烫的。
我那时候不知道，从那个晚上开始，我的夏天就彻底不属于我自己了。
第二章 翠屏电影院
翠屏电影院在县城最繁华的解放路上，是全县城最大的电影院，能坐八百多人。门口有一块巨大的手绘海报，画着当季热映影片的剧照，颜色涂得大红大绿，隔一条马路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三点差十分就到了。
太阳很毒，晒得柏油路面泛油光。我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坐着，手里捏着一瓶橘子汽水，是刚才在路边摊买的，玻璃瓶装的，冰镇过，瓶壁上凝着一层水珠。
我没怎么喝，因为紧张。从早上起来就在想这件事，干活的时候拧螺丝都拧歪了好几个，被舅舅骂了一顿。舅舅问我是不是没睡好，我说昨晚蚊子多。他没再问。
三点整，她来了。
今天换了一身打扮，淡蓝色的短袖衬衫，深灰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白色的皮凉鞋。头发还是挽在脑后，但今天扎得更规整些，别了一个深色的发卡。她手里提着一个淡绿色的帆布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
看见她朝我走过来的时候，我的心跳快得不正常。这不太对劲，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她就是个普通女人，比我大十来岁，请我看场电影而已，别瞎想。
但她走得越近，我越觉得这个普通女人不普通。她走在街上的样子，步子不急不慢，脊背挺得笔直，在一群赶路的人里显得很安静，像一棵种在人群外的树。
“等很久了吧？”她走到我跟前，微微侧头看我。
“没有，刚到。”我站起来，把喝了一半的汽水瓶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走吧，票我已经买好了。”她从帆布包里掏出两张电影票，粉红色的票根，印着“翠屏电影院”几个烫金字。
我跟着她走进电影院。里面很凉快，巨大的吊扇在天花板上慢慢转着，吹下来的风带着一股老电影院特有的味道，混合着木头座椅、灰尘和一点点瓜子壳的气息。我们找到座位，在中间靠右的位置，不偏不倚，视线正对着银幕。
坐下后她侧过身来看我：“你吃饭了吗？”
“吃了。”我说。其实没吃，中午在店里凑合了半块馒头，没好意思说出来。
她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是两块芝麻烧饼，还冒着热气。她把一块递给我：“吃吧，别跟姐姐客气。”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烧饼是刚出炉的，外皮酥脆，芝麻的香味在嘴里散开。我吃得很快，确实饿了。
她看着我吃，自己也咬了一小口，但没怎么动。
“姐姐不饿？”我嘴里嚼着烧饼，含糊不清地问。
“吃了。”她说。
银幕上开始放片头广告，是那种胶片时代特有的倒计时画面，一个大圆盘转啊转的，数字从十倒数到一。然后是加映的新闻简报，黑白色的，讲的是某个地方粮食丰收的新闻。
她靠在椅背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安安静静地看着银幕。我偷偷看了她一眼，她的侧脸很好看，鼻梁不算高但线条柔和，睫毛很长，眨眼的时候像蝴蝶扇翅膀。
正片开始了，是一部国产爱情片，名字我忘了，讲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在生产建设兵团相识相恋的故事。画面色彩不如港片鲜艳，故事也讲得温吞水一样，但整个电影院里安静极了，只有胶片转动时那种细微的沙沙声。
看了一会儿，她忽然小声说：“你不喜欢看这种吧？年轻人喜欢看动作片。”
“没事，都行。”我说。
“其实我也不太爱看这种。”她说，“太慢了，看得人发困。但电影院就放这个，没办法。”
我偏过头看她：“那姐姐平时喜欢看什么片子？”
她想了想：“外国的，译制片。《魂断蓝桥》《罗马假日》那种，还有日本的一些老片子，小津安二郎的，你看过吗？”
我摇头。这些名字我听都没听过。在乡下的时候，能看上一场露天电影就算过年了，哪管什么导演不导演的。
她笑了笑，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她忽然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你说这世上有没有一种感情，不是爱情，也不是亲情，但又比这两种都深？”
我被问住了。十九岁的年纪，对感情的理解还停留在“喜欢”和“不喜欢”两个选项上，她抛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接不住。
见我答不上来，她也不在意，像是自言自语一样继续说：“我有时候觉得，人和人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那种不远不近的。太近了会吵架，太远了就断了。找到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一直处下去，比什么都好。”
我那时候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电影散场后，我们走出电影院，外面的光线猛地刺过来，眼睛眯了好一会儿才适应。她站在台阶上，把帆布包挎在肩上，眯着眼看了看天边的云。
“你晚上有事吗？”她问。
“没有。”
“那去姐姐家吃晚饭吧，我给你做。”
我犹豫了一下。舅舅说过不要随便去别人家吃饭，欠人人情。但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太自然了，就好像请人回家吃饭是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需要什么理由。
“那麻烦姐姐了。”我说。
她带着我穿过几条巷子，在一家菜市场门口停下来。菜市场这时候正热闹，卖菜的摊贩扯着嗓子吆喝，地上湿漉漉的，到处是烂菜叶子和水渍。她在一家豆腐摊前停下来，买了块嫩豆腐，又去肉摊买了半斤五花肉，最后在街角的杂货店拎了一瓶酱油。
“你会做饭吗？”她一边走一边问我。
“会一点，在家的时候做。”我说。乡下孩子，哪个不会做饭？七八岁就站在灶台前的凳子上炒菜了。
“那今天你来炒菜。”她笑着说，“姐姐偷个懒。”
我没想到她是认真的。到了她家，她把我领进厨房，系上围裙递给我。厨房不大，但收拾得清清爽爽，灶台上贴了白瓷砖，擦得能照见人影。煤气灶是双灶眼的，旁边放着油盐酱醋，排列得整整齐齐。
我把五花肉切成薄片，嫩豆腐切成方块，又在她指点下从阳台上摘了几根自己种的小葱。锅烧热了倒油，先下五花肉煸出油，再放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加点酱油和水，小火焖一会儿，最后撒上葱花出锅。
她站在厨房门口，靠在门框上看我炒菜，没说话，就那么安静地看着。等我端菜出来的时候，桌上已经摆好了两副碗筷和一小碟咸菜。
“尝尝。”我把菜放到桌上。
她夹了一筷子，慢慢嚼着，眼睛微微眯起来，像是品什么珍馐美味似的。嚼了半天才咽下去，认真地点了点头：“不错，比你舅舅店里那些螺丝拧得好。”
我笑了。这是我到县城以来，第一次在家里而不是店里吃饭。菜是我自己炒的，桌对面坐着一个人，不是舅舅，不是顾客，是一个我昨天才认识的女人。这种感觉很奇怪，像做了一场梦，又像梦才刚刚开始。
饭吃得很慢，我们聊了一些有的没的。她问我家里的情况，我说父母都在乡下种地，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在念初中。她问我为什么没接着念书，我说差了几分，没考上，再复读一年家里供不起了，就出来打工。
她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你还小，书还是要读的。”
我摇摇头，没接话。
吃完饭我主动洗了碗，把厨房收拾干净。出来的时候她已经把电视机打开了，正在调台，调到一个正在播新闻的频道。
“要不要看个片？”她问，指了指录像机。
“看什么呢？”
“你等一下。”她走到电视柜前，蹲下来翻一个纸箱子，里头整整齐齐码着几十盒录像带，每盒都用白色贴纸标了名字，是她自己写的字，娟秀工整。她翻出一盒带子，递给我看。
标签上写着四个字——《城南旧事》。
“看过吗？”她问。
我摇头。
“这个好看，不急不慢的，像喝一杯温水。”她把带子放进录像机，拉着我在沙发上坐下来，“今天看完这个，你就回去吧，晚了舅舅担心。”
录像带开始播放，屏幕上出现一个老北京的胡同，一个小女孩扎着两根辫子，在巷子里蹦蹦跳跳地走。画面色调淡淡的，像褪了色的老照片，配乐是一首口琴曲，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却莫名让人心里发酸。
她坐在离我不到半米远的地方，空调没开，窗户开着，晚风把窗帘吹得飘起来。她抱着膝盖，下巴搁在膝盖上，眼睛盯着电视屏幕，一动不动。
我看了几眼电视，又看了看她。她的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光，不是泪光，是那种被什么东西打动了之后，眼睛里自然泛起的光。
电影放完了，英子和她爸告别的那场戏，她说“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那句话像一个钩子，勾住了我胸口什么地方，隐隐地疼了一下。
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走到门口给我开了门。
“回去吧，天黑了，路上小心。”她说。
我走出门，下了两级台阶，忽然转回身：“姐姐，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她靠在门框上，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只有屋里透出来的光照着她的脸。她笑了笑，说了一个名字。
“沈兰。”
沈兰。我在心里默念了两遍，觉得这名字和她很配，像一株长在背阴处的兰花，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开着。
“我叫赵远山。”我说。
她点了点头：“远山，好名字。回去早点睡。”
下了楼，我在巷口站了一会儿。回五金店的路上要穿过整个县城最热闹的一条街，夜市刚摆出来，烧烤摊的烟雾弥漫在半空中，炸臭豆腐的香味和炒河粉的锅气搅在一起，到处都是人声和笑声。
我混在人群里走着，脑子里反复转着两个字——沈兰。她多大了？三十几？结婚了吗？家里为什么就她一个人？我想问来着，但总觉得问这些太冒昧，就没开口。
到五金店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舅舅在柜台后面打算盘，听见门响抬了下头：“跑哪去了？”
“看场电影。”我说。
“跟谁？”
“自己。”
舅舅“哦”了一声，没再问。我走到后面的仓库，打开灯，脱了衬衣，躺在行军床上。头顶有一扇小小的气窗，能看到巴掌大的一块夜空，几颗星星挂在那里，不亮，但一直闪着。
我闭上眼睛，鼻子里好像还能闻到她家客厅里那股花露水的味道。
第三章 一件衬衫
接下来那几天，我没去录像厅，也没去找沈兰。不是不想去，是店里太忙了。舅舅接了一批建筑工地的五金订单，要送两百把门锁和三百副合页，我每天骑着三轮车在县城里来回跑，累得跟狗一样。
但我总会绕路经过她住的那条巷口。每次都假装是顺路，往巷子里看一眼。有时候能看到她阳台上的衣服在风里飘，有时候什么都看不到。
第五天傍晚，我终于忍不住了。
那天送货到东街，正好离她家不远。送完货，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去街角的水果摊买了两个西瓜，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大的放在车斗里准备带回去给舅舅，小的提在手里，朝那条巷子走去。
上楼的时候心跳得很快。这种心跳我经历过一次，是高考查分那天，电话接通前的那几秒。
她家的门关着。我抬手敲了三下，声音不大，怕敲错了门。
等了几秒，没动静。我又敲了三下。
门开了，她穿着居家衣服，头发散着披在肩上，脸上没什么妆，嘴唇有点干。看见我的时候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你怎么来了？”
“路过，送个西瓜。”我把小西瓜举了举。
她让开身让我进去。客厅里有点乱，茶几上散着几本书和报纸，沙发上搭着一条薄毯。电视开着，但没有声音，画面在无声地闪。
“这几天没见你。”她说，接过西瓜放在桌上，又去给我倒水。
“店里忙。”我说，在沙发上坐下，看了看茶几上的书。几本杂志，一本小说，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封面卷了边。
“你看这个？”我拿起那本书翻了翻。
她端着水杯走过来，把水递给我：“随便看看。你喜欢看书？”
“喜欢，但看得不多。乡下没那么多书看。”
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递给我：“这本你拿去，写得挺好的，应该能看进去。”
我低头一看，是路遥的《人生》。封面上画着一个陕北的黄土坡，一个年轻人的背影，站在岔路口上。
“我上大学那会儿看的。”她说。
我愣了一下，抬起头：“姐姐上过大学？”
她没直接回答，在沙发上坐下来，把腿盘起来，说：“上过，省师大，毕业回来在县一中教书。”
“教书的？”
“语文。”
这下我彻底愣住了。在我印象里，县一中的老师都是很体面的人，穿着讲究，说话文绉绉的，走在街上都带着一股子书卷气。她确实有那种气质，但我一直以为她是从外地嫁过来的，或者自己做点小生意的。
“那姐姐现在不教了？”我问。
她沉默了几秒，伸手拢了拢垂下来的头发，说：“不教了，去年就辞了。”
“为什么？”
她看着我，那种表情又出现了，就是上次在录像厅里看我的那种——有话想说，又咽回去了。最后她只说了句：“以后再说吧，你先喝水，西瓜先放冰箱里冰冰。”
我不笨，看得出来她不想谈这件事，就没再问。
她转移了话题，问我这几天送货都去了哪些地方，遇上什么人了没有，舅舅有没有给我发工资。我说一个月一百五，管吃管住，她说还行，又问我钱够不够花，我说够。
“你身上这件衬衫穿了好几天了吧？”她忽然说。
我低头看了看。来县城的时候带了两件衬衫，一件白的，一件浅蓝的，都是地摊货，洗了几次就发硬了。这两天确实穿的是这件白的，袖口有点发黄，领子也皱了。
“换下来，我给你洗洗。”她说。
“不用不用，我自己会洗。”
“你那仓库后面有水龙头吧？那叫洗衣服？”她语气里带着点嫌弃，“你一个大男孩，洗的衣服能干净到哪去？脱下来。”
她说“脱下来”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太平常了，就好像在跟我说明天要下雨你带把伞吧。我反倒不好再推辞，红着脸站起来，背过身去解扣子。
她在身后笑了：“还害羞，你这孩子。”
我把衬衫脱下来，搭在椅子上。她走过去拿起来，翻了翻领口和袖口，眉头皱了一下：“你看看，这黄的，搓都没搓干净。”
她走进卫生间，打开洗衣机，把衬衫放进去。过了一会儿听见洗衣机转起来的声音，轰隆隆的，在安静的屋子里显得特别响。
我坐在沙发上，光着膀子，有点不自在。她出来的时候看见我缩着肩膀的样子，又笑了，从衣柜里翻出一件男士T恤扔给我：“先穿这个。”
T恤是深灰色的，纯棉的，面料柔软，穿在身上很舒服。有点大，但比光着好。
“这是？”我问。
“以前给家里人买的，买大了，一直放着。”她说得很随意，但我注意到她说“家里人”三个字的时候，眼神飘了一下。
她的洗衣机是双缸的，洗完了要手动把衣服转到甩干桶里。她弄的时候我过去帮忙，她说你坐着去，这点事我自己能干。我没听，帮她把衬衫从洗缸捞出来，放进甩干桶，按紧了，盖上盖子。
她靠在洗衣机旁边看着我弄，说了一句：“你这孩子，以后谁嫁给你真是享福。”
我的耳根又开始发烫，假装没听见，把甩干的衬衫拿出来抖了抖，搭到阳台上晾着。
夏天的傍晚天黑得晚，晾好衣服回来，天边还剩最后一抹橘色的光。她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我站在她身后，中间隔着半步的距离。
“远山。”她忽然叫我的名字。
“嗯。”
“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办？”
“以后？”
“就是在县城一直干下去？还是回去种地？还是去别的地方？”
我被问住了。说实话，我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高考落榜后，整个人是懵的，来县城帮舅舅是家里做的决定，不是我自己选的。以后怎么办，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说。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表情很认真：“你这么年轻，不能就这么耗着。五金店能干一辈子吗？当个学徒工，以后开了店当个小老板，在县城买套房，娶个媳妇，生孩子，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你觉得行吗？”
我没说话。
“我说的不是那种不行。”她补充道，语气放缓了，“有些人就想过这样的日子，安稳，踏实的日子，没什么不好的。但你不是那种人，我看得出来。”
“你怎么看出来的？”我问。
“你在录像厅看《英雄本色》的时候，眼睛里有光。”她说，“那不是看热闹的光，是看到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光。你不甘心。”
我被她说得鼻子发酸。来县城一个月了，没有人问过我想不想，愿不愿意，以后怎么办。舅舅只关心活干没干完，顾客只关心东西质量好不好。没有人看见我眼睛里的光，连我自己都没看见。
路灯亮起来了，楼下有小孩在巷子里追逐打闹的声音，很远，像隔了一层什么。
“姐姐。”我说。
“嗯。”
“你为什么辞职？”
她没回答，转身走回屋里，在沙发上坐下，拿起茶几上的《黄金时代》，翻了两页，又合上了。
“这个夏天过完再说吧。”她说。
那天晚上我走的时候，衣服还晾在阳台上，穿着她的T恤回到五金店。舅舅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但没多问。我躺在仓库的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她说的那些话像种子一样落在我心里——你不甘心。你是那种人。你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反复出现，像一根针，时不时扎我一下。
我那时候不知道，她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风暴，而我是她风暴里偶然飘来的一个避风港。
她请我看电影，给我洗衣服，问我以后怎么办。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背后，藏着的是一个女人在绝境中给自己找到的一根稻草。
她不是要抓着我，她只是想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一点她曾经相信过的东西。
第四章 黄葛树
我开始隔三差五地去她家。
有时候是傍晚送货顺路，有时候是星期天店里休息。每次去都带点东西，有时候是水果，有时候是一把青菜，有一次在路边看到一个卖手工豆腐脑的，给她带了一碗。她开门看到豆腐脑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很久，说你怎么跟个老太太似的，走哪都惦记着带吃的。
她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眼睛弯弯的，额头上有细细的笑纹。那是我少有的能让她真正笑出来的时刻。大多数时候她也是笑的，但那种笑是客气的，有距离感的，像一个大人哄小孩时的那种笑。
真正的笑不是那样的。
真正的笑是从眼睛里开始的，笑意从瞳孔深处往外溢，慢慢漫到眼角，再到嘴角，最后整个脸上都是光。她那种笑，我后来再没在别人脸上见过。
她家客厅窗外有一棵黄葛树，很老了，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住，枝叶伸展开来，遮住了大半个阳台。夏天的时候树叶浓绿浓绿的，风吹过来哗啦啦响，落在阳台上的光斑也跟着晃。
她喜欢在阳台上坐着。傍晚的时候搬一把藤椅，坐在黄葛树底下看书，或者什么都不做，就那么坐着，看天，看楼下的人来人往。
有一次我去的时候，她正坐在阳台上看书，夕阳的光穿过树叶落在她身上，碎碎的，像金色的花瓣。她没注意到我来了，我站在门口看了几秒，才喊了一声“姐”。
她抬起头，笑了一下：“来了？进来坐。”
那天她给我泡了一杯茶，用的是搪瓷缸子，印着“劳动最光荣”的那种老式缸子。茶水很深，泡的是茉莉花茶，喝一口满嘴都是茉莉花的香气。
“你今天不忙？”她问。
“不忙，舅舅下午去打牌了，店里我看着也没事，就过来了。”
“那就别走了，晚上在这儿吃。”
我应了一声，走到阳台上，在她旁边的另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那把椅子是她专门给我准备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也是藤编的，坐着凉快。
“姐姐今天没课？”我问完就后悔了，她说辞职了。
她没在意，大概是习惯了，说：“没上班哪来的课。”
“那姐姐平时在家都干什么？”
“看书，听收音机，洗衣服做饭，有时候去街上转转。”她说着，忽然想起了什么，“对了，你衣服干了，我去给你拿。”
她去阳台上把那件白衬衫取下来，叠得方方正正递给我。我接过来，闻到了一股洗衣粉的味道，混着太阳晒过的那种暖烘烘的气息。领口和袖口的黄渍没了，烫得很平整，像新的一样。
“谢谢姐。”
“谢什么。你那件T恤下次带过来，我一块儿洗。”
“不用不用，那件我自己洗就行。”
她没接话，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茶，望着窗外的黄葛树发呆。
安静了一会儿，她忽然开口：“远山，你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就是那种，一想到就浑身有劲的事。”
我想了想：“以前想考大学，没考上。”
“除了考大学呢？”
“想看电影。”
“看电影？”
“嗯，小时候村里放露天电影，我每次都是第一个搬凳子去占位置的。后来来县城，发现还有录像厅这种地方，就觉得……怎么说呢，觉得电影真是一个好东西。它能让你看到你从来没见过的世界，让你知道你的人生其实有很多种活法。”
她看着我，听得很认真，等我说完了，点了点头：“你想过拍电影吗？”
“拍电影？”我愣了一下，笑了，“我一个乡下孩子，连摄像机都没摸过，哪敢想那个。”
“为什么不敢想？”她说，“你才十九岁，什么都可以想。你敢想，才有可能去做。你连想都不敢想，那这辈子就真的只能在五金店待着了。”
这句话像一瓢冷水浇在我头上，把我浇清醒了，又像一盆温水，把我泡软了。
“姐姐你呢？”我问，“你以前想过当老师吗？”
“想过。”她说，“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老师，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们讲课文，讲诗词，讲那些美好的东西。我考上师大的时候，我爸高兴得在村里放了一挂鞭炮。”
“后来呢？”
“后来当上了。”她说，“在县一中教了七年书，送走了五届毕业班。”
“那为什么……”我没说完，但她知道我要问什么。
风忽然大了起来，黄葛树的叶子被吹得哗啦啦地响。她站起来，走到阳台栏杆边上，望着下面那条巷子。几个小孩在跳皮筋，一个老太太拎着菜篮子慢慢走过，远处有自行车铃铛叮铃叮铃地响。
她沉默了很久。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因为我前夫。”她终于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前夫。这两个字像一个开关，“啪”地一下，把我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猜想全部点亮了。
“他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她说，语气很平，像在讲别人的故事，“我们结婚五年了，没有孩子。去年下半年开始，他想让我利用职务之便帮他做一件事。我不肯，他就去找了别人。后来事情没办成，他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说我仗着自己是老师不配合他的工作。上面来人调查的时候，他让我帮他作伪证，我还是不肯。”
她顿了一下，伸手把被风吹乱的头发别到耳后。
“他开始发脾气，摔东西，说我不帮他，说我跟他不是一条心。后来有一次喝了酒回来，打了我。第二天我回了娘家，一个星期后我回来，发现他把我们家保险柜里的东西全部搬走了，存折、现金、首饰，连我妈留给我的一个玉镯子都没留下。”
她说到这儿的时候，声音还是没有起伏，但我注意到她握在栏杆上的手指节发白了。
“我去报警，去了。派出所的人说这是家庭纠纷，让我自己协商解决。我找律师，律师说离婚可以，但财产分割需要证据，没有证据就很难。他官大，有关系，我一个小县城的中文老师，拿他没办法。”
“后来呢？”我问。
“后来我辞了职。”她说，“县一中是他的地盘，他在那插了很多人。我待不下去了，走到哪都有人议论，说我得罪了人，说我活该，说我一个民办教师出身的人能嫁到教育局副局长的家就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还不知好歹。这些话不是原话，但意思差不多。”
民办教师出身。我现在才反应过来，她说的“上大学”不是直接考上的，她应该是先当了民办教师，后来考上了师范大学。这条路上她走了多少步，吃了多少苦，我不知道。
“那他现在呢？”我问。
“调到市里去了。”她说，“高升了，副局长升成了局长。我们离婚手续办完了，我净身出户，这套房子是我婚前买的，留下来了。别的什么都没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转过身来，靠着栏杆看着我。夕阳最后的余晖落在她脸上，她的眼睛里没有泪，但那种干涸的平静比眼泪更让人难受。
“所以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去上班了。”她说，“不是不想去，是县城太小了，走到哪都碰得到认识的人，都有耳朵，都有嘴巴。”
我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十九岁的我，能说什么呢？我说“姐姐你别难过”？太轻了。我说“那个人真不是东西”？太浅了。我什么都不说，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雷劈傻了的树。
她反而笑了，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吓着你了？别想太多，姐姐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同情我。我就是觉得你这孩子挺干净的，不想跟你藏着掖着。你把我当个普通朋友就行，别想太多。”
“我没想太多。”我说，声音有点哑。
“那就好。”她又拍了拍我的肩膀，“走吧，去做饭，今天姐姐来炒菜，你给我打下手。”
那天晚上我们吃了红烧茄子、清炒豆角和一个西红柿蛋汤。她炒菜的时候我在旁边剥蒜、切葱，厨房里油烟呛人，但她的动作很从容，不急不慢，像她整个人一样。
吃饭的时候电视开着，放的是天气预报。她夹了一块茄子放在我碗里，说：“多吃点，你看你都瘦了。”
我扒着饭，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她说的那些话。净身出户，一个玉镯子，民办教师考大学，县一中教了七年书。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拼出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生图景。
吃完饭我照例洗了碗，收拾了厨房。出来的时候她正蹲在电视柜前翻那些录像带，翻出一盒，塞进录像机。
“今天看个有意思的。”她说。
屏幕亮了，是一部日本电影，黑白的。画面里是一个老旧的澡堂，雾气蒙蒙的，几个老太太坐在小凳子上洗澡。配乐很轻，几乎听不见。
“《东京物语》。”她说，“小津安二郎的，我跟你提过。”
我们坐在沙发上，中间隔着那个不远不近的距离。电影很慢，慢得我几乎要睡着了。但她看得非常专注，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好像要把每一帧画面都刻进脑子里。
电影里有一句台词，是说一个老人从乡下到东京去看望儿女，儿女们都很忙，没人陪她。老人说了一句话：“东京太大了，大到我如果走丢了，我的孩子们可能都不知道。”
看到这儿的时候，沈兰忽然笑了，不是开心的笑，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笑，像叹气，又像释然。
“县城太小了，小到走哪都有人认识你。”她说，“东京太大了，大到走丢了都没人知道。你说哪种好？”
我想了想：“都不好。”
“那什么好？”
“不大不小的好。”
她转头看着我，眼睛里的光又出现了，不是泪光，是那种被什么东西打动之后泛起的光。
“你这孩子，”她说，“有时说话像个傻子，有时又像个诗人。”
电影放完了，我站起来告辞。她送我到门口，照例说了句“路上小心”。
下了楼，走到巷口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她阳台上的灯还亮着，黄葛树的影子投在墙壁上，像一个沉默的巨人，把她家那扇窗户护在怀里。
我在那棵黄葛树下站了一会儿，想起她说的那些话，想起她握栏杆时发白的指节，想起她说“你这么年轻，不能就这么耗着”时候的语气。
她用她的过往，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种子要发芽，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水和阳光。但她先把种子放进去了，这就够了。
第五章 夏夜的约定
七月过得很快，像一场来不及回放的电影。
我白天在五金店干活，傍晚或者星期天去沈兰家。去的次数多了，渐渐摸出了一些规律——她星期二和星期四下午会去图书馆，星期三上午会去菜市场，周末两天基本都待在家里，看书或者整理那些录像带。
我开始了解她更多的事情。
她祖籍湖南，父母都是乡下的民办教师，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上面有两个哥哥，都在老家种地。她初中毕业考上了师范中专，毕业分到乡里小学当民办教师，教了三年，不甘心，白天上课晚上复习，考上了省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大学毕业本来可以留在省城，但她爸身体不好，她回了县城，进了县一中。
结婚是二十六岁那年，对象是教育局的一个年轻干部，经人介绍认识的。谈了不到一年就结了，婚后头两年还好，后来他仕途不顺，脾气越来越差，两人开始吵架。没有孩子，不是不想要，是要不上。这也成了他后来指责她的一条理由。
“你什么都给不了我。”他说过这句话。
她在跟我讲这些的时候，语气始终很平，像在朗读一篇别人的文章，每个字都念得清清楚楚，但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我坐在她对面，听着，心里像有块石头在往下沉。
“那你恨他吗？”我问。
她想了想：“恨过。去年冬天，我一个人去医院挂水，发烧到三十九度多，护士说你怎么没人陪着，我说没事。那天晚上我躺在医院的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心想我恨他，恨得咬牙切齿。”
“现在呢？”
“现在不恨了。”她说，“恨一个人太累了，你恨他，他也不知道，伤的反而是自己。我现在就想把日子过好，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别再出什么乱子就行。”
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坐在阳台上择豆角。阳光透过黄葛树的叶子落在她手背上，她的手指修长，指甲修得短短的，很干净。她择豆角的动作不紧不慢，掐头去筋，豆角在她手里发出清脆的“啪”一声。
我看着她的手，忽然有点难过。这双手写过多少教案，批过多少作文，端过多少碗饭，又被多少人握过。现在它们在一根一根地择豆角，在县城某个不起眼的居民楼里，在三楼的阳台上，旁边是一棵黄葛树。
“姐姐，”我说，“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她笑了一下，“先这么过着呗，等风声过了，再去别的学校应聘。县城不行就去市里，市里不行就去省城。我教了七年语文，带出来的学生成绩都不差，总有人要的。”
她说得很轻松，但我知道不容易。一个离了婚的女教师，在一个小县城里的处境，比她愿意跟我说的要艰难得多。闲言碎语是一把软刀子，不流血，但疼。
“你上次说想拍电影的事。”她忽然换了话题。
“啊？”
“你想过怎么实现没有？”
我愣了一下。她怎么还记着这事？
“我没想过。”我说，“就觉得是个梦，想想而已。”
“梦和现实的区别是什么？”她问。
我想了半天，说不上来。
“梦是光想不做，现实是做出来的。”她说，“你如果真的想拍电影，就从现在开始做准备。读书，看电影，写东西。你以为那些导演天生就会拍电影？他们都是从小白一步步走过来的。”
“我连高中都没上完。”我说。
“那又怎样？”她把择好的豆角放进盆里，拍了拍手上的土，“导演系又不是只有大学生才能考。再说了，你不一定要上大学才能拍电影。你先学，先看，先写。等你有作品了，谁管你上没上过大学？”
我被她说得心里一热，但很快又凉了下去：“我在五金店干活，一个月一百五，哪有钱买摄像机？”
“摄像机的事以后再说。”她说，“你先看书，先学习。我这儿有书，你可以拿回去看。看完了还我，再换新的。你不是很会写作文吗？你不是说你高中的时候语文成绩一直很好吗？那就先从写故事开始。”
她站起来，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抱出厚厚一摞书，放在茶几上。我一看，全是跟电影有关的——《电影艺术词典》《世界电影史》《认识电影》，还有几本电影剧本集。
“这些是我上师范大学的时候，在图书馆复印的。”她说，“那时候县城根本买不到这种书，我让省城的同学帮我复印寄过来的。我一直想着有一天能用到，但一直没用到。也许老天爷让我留着，就是为了给你的。”
我翻着那些书，纸已经泛黄了，边角卷了，但每一页都干干净净的，没有折痕，没有污渍。扉页上有她用铅笔写的字——“沈兰，1985年春，省师大图书馆。”
1985年，五年前。那时候她还在上大学，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对未来充满期待。她一定没有想过，五年后的自己会坐在县城的出租屋里，把这些书交给一个在五金店当学徒的乡下小子。
“你为什么要帮我？”我问。
她看着我，歪着头想了想：“因为你不甘心。”
“就这个？”
“就这个。”她说，“我在县城待了这么多年，见过太多不甘心的人，后来都认命了。我不希望你也是。”
那天晚上我回去的时候，抱着一摞书，沉甸甸的，胳膊酸了。回到五金店，我把书放在行军床旁边的纸箱上，一本一本地翻。很多地方我看不懂，那些专业术语像天书一样。但我记住了一句话，是她写在第一本书扉页上的，只有四个字——
“不要停下。”
我在那四个字底下看了很久，然后拿起笔，在下面加了一行字：“赵远山，1990年7月。”
从那天开始，我的生活变了。
白天我还是在五金店干活，拧螺丝、搬货、送货、记账，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每天晚上，等我送走了舅舅，关了店门，回到后面的仓库，我就在昏黄的灯光下看那些书。看不懂的地方我用铅笔做个记号，等下次去沈兰家的时候问她。
她总是很耐心地给我解释，有时候用她教学生的方法，画图、举例、打比方，把那些复杂的概念拆成我能听懂的东西。她从不用那种“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的语气，也从不急于求成，今天我学会一个概念她就高兴，学不会她就换个角度再讲一遍。
“你比我教过的很多学生都强。”有一次她说，“他们是被逼着学的，你是自己想学的，完全不一样。”
我想学。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这么想学一样东西。在学校的时候，学习是被逼的，是为了考大学，是一种任务。但现在不一样，现在学习是因为我真的想弄懂，想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想知道那些让我哭让我笑的画面是怎么拍出来的。
七月底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特别热，空气像一团粘稠的浆糊，连黄葛树的叶子都耷拉下来了。沈兰把家里的风扇搬出来对着阳台吹，我们一人一把藤椅，坐在阳台上吃西瓜。
她吃西瓜的样子很斯文，用小勺子一勺一勺地挖，不像我直接掰两半拿勺子舀。
“远山。”她忽然叫我。
“嗯。”
“八月份我要去省城一趟。”
“去省城？干什么？”
“处理一些事情。”她说得很含糊，“可能要待十几天，也可能更久。”
“那你那些书我带不走怎么办？”我说，“有些我还没看完。”
“先放着，等我回来再说。”她把西瓜籽吐在手心里，扔进垃圾桶，“这几天你想看什么自己放，录像机你会用的吧？”
“会。”
“那行。冰箱里有吃的，饿了就自己弄。钥匙我放一把在门口地毯底下，别弄丢了。”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自然，像在交代一个家人。我听着，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说不上来是什么。好像我们之间的关系又往前迈了一步，但又说不清这一步迈到了哪里。
“姐姐。”我说。
“嗯。”
“你一个人去省城，没问题吧？”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怎么，你还担心我？”
“我就是问一下。”
“没问题。”她说，“我又不是小孩子。”
她没告诉我去省城干什么，我也没追问。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觉得她说的“处理一些事情”应该跟她前夫有关。他调到省城去了，她之前说过。她去省城，会不会跟他有关？
这个念头让我整晚没睡好。
第六章 省城来信
沈兰走的那天是八月二号，星期二。
那天早上我特意起早了一些，去巷口买了四个肉包子，用油纸包着，跑到她家门口。她刚好拉着一个行李箱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
“送你。”我把包子递给她，“路上吃。”
她接过包子，眼睛亮了一下，但没说什么。我们下了楼，走到马路边上，我帮她拦了一辆去长途汽车站的黄包车。
她把行李箱放上车，转身看着我。早上的阳光很烈，她眯着眼睛，脸上有一层细细的汗珠。
“我不在的时候，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她说，“看书别太晚，早点睡。店里的活别太拼，你还在长身体。”
“姐，我十九了，不长了。”
“胡说，男孩子长到二十多呢。”她说着，伸手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行了，回去吧。”
她上了黄包车，车夫蹬着车走了。我站在路边，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远。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冲我摆了摆手，然后转回去，没有再回头。
黄包车拐过街角，不见了。
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慢吞吞地回到五金店。打开店门，开始一天的工作。送走了一拨买水管的顾客，又给一个工地送了二十把锁，中午在柜台上吃了一碗泡面。
下午没什么人，我坐在柜台后面，拿出那本《认识电影》继续看。舅舅在里屋午睡，店里很安静，只有电风扇在嗡嗡地转。
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想起沈兰说过，这一章讲的是镜头语言，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部分。她走之前给我画了一个重点，用铅笔在页边写了几个字——“景别决定情绪”。
我盯着那五个字看了很久，试图理解她说的意思。远景让人感到孤独，特写让人感到亲密，中景最接近日常。这些道理说起来简单，但要用到自己的作品里，就是另一回事了。
沈兰走后的头几天，我照常去她家。不是去干别的，是去浇水——她阳台上有几盆花，临走的时候嘱咐我隔两天浇一次。花不是什么名贵的品种，就是普通的栀子花和茉莉花，但养得很好，叶子绿油油的，花开的时候满屋子都是香味。
第一次去浇水的时候，我在地毯底下找到了钥匙，开了门。屋子里的味道还是老样子，花露水混着洗衣粉的气息，淡淡的，像她本人一样不张扬。阳台上那几盆花开得正好，栀子花开了一朵，白色的花瓣在绿叶间格外醒目。
我浇了水，没多待，出来的时候把钥匙放回地毯底下。
这样的日子过了大概五天。
第六天晚上，我从她家浇完水回来，在五金店门口看到一个信封插在门缝里。信封上写着“赵远山收”，字迹娟秀工整，一看就是沈兰的字。
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封短信和一张火车票。
信是这样写的——
“远山：
我到省城第五天了，事情比预想的复杂，可能要再待一段时间。你不用担心，不是坏事，是好事。
我给你寄了一张火车票，八月十五号的，K150次，早上八点二十从县城站出发，中午十二点半到省城。票买好了，你什么都不用带，人来了就行。
有些事我想当面跟你说，写信说不清楚。你来了就知道了。
对了，别跟舅舅说你是来找我，就说去省城看同学。我不希望你舅舅知道我们认识，县城就这么大，人多嘴杂。
八月十五号，我在省城火车站出站口等你。
沈兰”
我把信反复看了三遍，心跳得很快。不是什么坏事，是好事。她让我去省城，说有事情要当面跟我说。什么事情不能在信里说？什么事情非要我跑一趟省城？
我想了半天，想不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火车票是硬座，浅粉色的，印着“K150次，县城—省城，08:20开”。我把它夹在那本《人生》里，压在枕头底下，每天拿出来看一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日期。
舅舅那边好糊弄，我说在省城有个高中同学，考上大学了，邀我去玩几天。舅舅说行，去吧，店里这几天下雨没什么生意，你玩两天就回来。
八月十五号很快就到了。
那天早上我四点多就醒了，睡不着。洗了脸，换了那件沈兰洗过的白衬衫，把枕头底下那本书和火车票装进一个布包里，锁了店门，走了四十分钟到火车站。
县城的火车站很小，就一个站台，几趟慢车停靠。检票的时候我排在最前面，检票员看了看我的票，又看了看我，没说什么。
上了火车，找到座位坐下来。车厢里人不多，对面坐着一个去省城看儿子的老太太，手里提着一篮土鸡蛋，跟我聊了一路。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脑子里全是沈兰信里的那句话——“你来了就知道了。”
火车哐当哐当地开着，窗外的景色从农田变成丘陵，从丘陵变成城市边缘的厂房。我看着窗外出神，想起一个多月前，我还是一个刚来县城的乡下小子，连录像厅都不敢进。现在我在去省城的火车上，去见一个一个月前还不认识的女人。
生活真是奇妙。
火车准点到了省城。十二点半，我随着人流走出出站口，一眼就看到了她。
她站在出站口右侧的一根柱子旁边，穿一件深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放下来了，披在肩上，别了一个珍珠色的发卡。她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在低头写着什么。
我走过去，在她面前站定。她大概感觉到了有人，抬起头，看到是我，笑了。
那个笑我至今记得——不是客气的笑，不是礼貌的笑，是一个人在茫茫人海中终于等到了她要等的人之后，从心底漫出来的那种笑。
“路上累不累？”她问。
“不累。”
“走吧，我带你去吃饭。”
她转身走在我前面，步子不快不慢。省城的火车站广场很大，到处是人，到处是声音，我像一棵被风吹来的蒲公英，紧紧跟在她身后，生怕丢了。
她带我去了一家小饭馆，在火车站附近的一条巷子里，门面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点了两个菜，一个红烧肉，一个清炒时蔬，还有一大碗米饭。
吃饭的时候她问我店里的事，问我书看到哪了，问我想没想好第一个故事写什么。我说最近在看《电影艺术词典》，很多词条看不懂，但硬着头皮在看。她点点头，说看不懂没关系，先把框架搭起来，慢慢填充。
吃完了饭，她说：“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
“到了你就知道了。”
第七章 省城的故事
她带我坐公共汽车，坐了大概四十分钟，从市中心一直坐到城北。下车的时候我看了看路牌——“文华路”。这条路不宽，两边的行道树是老法桐，树冠在路中间合拢，遮出一大片阴凉。路两边是一些老式的居民楼和写字楼，不高，三四层的样子。
她在一栋灰白色的楼前停下来，从包里掏出一串钥匙，开了楼道门。我们上了二楼，她打开一扇深棕色的木门，里面是一个大约六七十平米的办公空间。
空的。
房间刷了白墙，铺了水泥地面，窗户很大，采光很好。角落里堆着一些旧桌椅和纸箱子，灰尘落了薄薄一层。但看得出来是刚收拾过的，地面扫过，窗户也擦过。
“这是什么地方？”我站在门口，没敢进去。
“我租的。”她说着走进去，推开窗户，一股带着法桐树叶气息的风涌进来，吹得窗帘呼啦啦地响。
“你租这个干什么？”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表情很认真。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亮了她半边脸，另外半边在阴影里，明暗分明，像一幅精心构图的黑白照片。
“我想开一家影像书店。”她说。
影像书店。这四个字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才慢慢落下来。
“卖书和录像带？”我问。
“不只是卖。”她说，“租也可以，借也可以，还打算弄一个小放映室，周末放一些外面看不到的老片子。省城有几个大学的艺术系，那些老师和学生应该会对这些感兴趣。”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我没见过的光。不是温柔的光，不是伤感的光，是一种锐利的光，像刀锋，又像火焰。
“姐姐，你哪来的钱？”我问。
她沉默了几秒，走到窗边，背对着我说：“我前夫那件事，我找省城的一个律师咨询过。律师说，虽然我跟他离婚了，但他在婚内转移的财产是可以追回来的。我找了证据，找了证人，上个月跟他打了一场官司。”
她顿了一下，转过身来看着我。
“我赢了。”
这三个字她说得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钉进空气里，钉进我心里。
“赢了多少？”我问。
“够我租这个店面三年，够我进第一批书和录像带，够我在附近租一间小房子住。”她说，“不是很多，但够了。”
我站在那间空荡荡的房间里，看着阳光里的灰尘慢慢飘落，忽然觉得鼻子发酸。半个月前，她还在县城的阳台上跟我讲她净身出户的往事，讲她一个人去医院挂水的那个冬天。半个月后，她站在省城的一个空房间里，告诉我她赢了。
她赢了。不是赢了多少财产，是赢回了她自己。
“这就是你让我来省城的原因？”我问。
“一半。”她说。
“另一半呢？”
她没有立刻回答。她走到窗户前，把窗帘拉得更开了一些，让更多的阳光进来。然后她走到房间的正中间，站定，抬起头看着天花板，像是在看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
“另一半是因为你。”她说。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赵远山。”她第一次叫我的全名，“我跟你说过，你不甘心。你十九岁，你有一个电影梦，你愿意为一件事全力以赴。这些东西在我身上已经没有了，但我在你身上看到了。”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
“我这辈子可能拍不了电影了。但我可以帮一个人拍。我想把这家店做起来，让它成为一个地方，一个让喜欢电影的人可以来的地方。你是第一个我想请的人。”
“请我？”我愣住了，“请我干什么？”
“来省城，帮我一起做这家店。”她说，“你可以边干边学，我这边有一些资源，省城也有几个大学的图书馆，你可以去查资料。你要写故事，这里比县城安静。你要看电影，省城有几家电影院和资料馆，比录像厅好一万倍。”
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试探，没有犹豫，只有一种平静的坚定。
“你愿意吗？”
我张了张嘴，发现嗓子干了。我清了清嗓子，说：“我舅舅那边……”
“你可以跟他说你来省城打工。”她说，“工资我这边开给你，不会比你舅舅那边少。你什么时候想回去，随时可以回去。”
“我爸妈那边……”
“你可以先回去跟他们说清楚。”她说，“我不是要你马上做决定，你可以回去想。今天才十五号，你可以在省城待几天，看看这个地方，再看看那个县城，想好了再回去说。”
她走到我面前，站定。我们之间隔着不到一米的距离，我能看到她鼻梁上的那颗小痣，能看到她眼角那道浅浅的笑纹。
“远山，我不是要你一辈子留在我身边。”她说，“我是想给你一个机会，一个让你不用在五金店拧一辈子螺丝的机会。你抓住了，是你自己的本事。抓不住，你也不损失什么。”
“那你呢？”我问，“你帮我，你图什么？”
她笑了。不是之前那种温和的笑，是一种带着一点苦涩、一点释然、一点我都说不清的东西的笑。
“我图能在这座城市里，有一家属于我自己的店，有一个年轻人每天进进出出，有人跟我说说话，聊聊电影，聊聊书。”她说，“我图不孤单。”
那天下午我们没再谈这件事。她带我去看了她新租的住处，就在书店后面的居民楼里，四楼，一室一厅，比县城的房子小，但收拾得很干净。阳台上也有一棵树的影子，是法桐，不是黄葛树。
晚上她请我在路边摊吃了一碗牛肉面，面很筋道，汤很浓，牛肉炖得烂烂的。我们面对面坐着，吸溜吸溜地吃面，偶尔抬头看看对方，笑一下，继续吃。
吃完面她送我回旅馆。旅馆是她提前订好的，离火车站不远，干净便宜。她把我送到房间门口，没进去。
“明天我带你去省城转转。”她说，“早点睡。”
“姐。”
“嗯。”
“我想好了。”
她愣了一下：“这么快？”
“不用想。”我说，“我去跟我爸妈说，去跟舅舅说。我来省城，跟你一起干。”
她站在走廊的灯下，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最后她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声“好”，转身走了。
走廊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然后一切都安静下来。
我躺在旅馆的床上，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嗡嗡声。我盯着那根灯管，脑子里乱成一锅粥，但心里有一个地方特别清楚，特别安静。
我不去省城，会后悔一辈子。这不是冲动，是我十九年人生里最清醒的一个决定。
第八章 新生活
八月底，我回了石桥村。
从省城坐长途汽车回来，到家的时候是下午。我妈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进门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说在县城干得好好的？怎么回来了？”
我说有事要跟家里商量。
我爸从田里回来的时候天快黑了，坐在院子里抽旱烟，听我说完去省城的事，一口烟呛得咳嗽了半天。
“你才十九。”他说。
“我知道。”
“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你跟她去省城开什么书店，你让村里人怎么说？”
“爸，我跟她什么都没有。”我说，“她是老师，她帮我学习，我想拍电影。”
“拍电影？”我爸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来，“你一个种地的，拍什么电影？”
我妈在旁边没说话，但她的表情比我爸复杂得多。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里那本翻烂了的《人生》，最后拉了拉我爸的袖子：“你让他说说。”
我把沈兰跟我说的话，大致复述了一遍。没说她的私事，只说她在省城租了店面，想开一家影像书店，让我去帮忙，边干边学，以后说不定能有出息。
我爸沉默了很长时间。
堂屋里的老座钟在滴答滴答地响，门口的水缸里有青蛙在叫。院子里暗下来了，天边最后一抹光也消失了。
“你大了。”我爸终于开口，“你自己拿主意。”
我妈站起来，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拿出一个小布包，塞进我手里：“这是八十块钱，你拿着。不够了写信回来。”
我握着那个布包，布面是温热的，是我妈的体温。
第二天我回县城，跟舅舅说了要走的事。舅舅正在柜台后面算账，听了我的话，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了一会儿，才停下来。
“想好了？”他问。
“想好了。”
“那去吧。”他说，“干不下去了就回来，店里的活儿什么时候都有你的。”
就这么简单。没有挽留，没有追问，没有多余的话。我舅舅这个人，一辈子话少，但每一句都算数。
走之前我去了一趟沈兰的出租屋，把她的那些书和录像带全部打了包。录像带装了两个纸箱子，书装了一个蛇皮袋，我一个人扛下了楼，叫了一辆三轮车拉到长途汽车站，寄存在行李房。
八月二十五号，我最后一次去看了那棵黄葛树。
树还是那棵树，枝叶茂密，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油亮的光。阳台上那几盆花被她搬走了，只剩下空荡荡的花架。楼下的巷子里，还是那几个小孩在跳皮筋，还是那个老太太拎着菜篮子慢慢走过。一切都没变，变的只有我。
我在那棵黄葛树下站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
到了省城，沈兰在火车站接我。这次我没有让她带路，而是跟她说：“我自己走，你告诉我怎么坐车。”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把路线告诉了我。我买了一张公交车票，让她在后面跟着，看我自己能不能找到地方。
结果我坐过了两站，又走回来，多花了二十分钟。她在书店门口等我，看到我从街那头走过来，笑得弯了腰。
“你不是说你能行？”
“这不就到了吗？”我说，把行李从肩膀上卸下来，喘着粗气，“多走了两站而已。”
九月的省城，秋老虎还在发威。书店的装修是沈兰自己设计的，或者说，是她自己琢磨出来的。靠墙两排书架，是她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找人加固了一下。中间放了几张桌子和椅子，给客人坐着看书。最里面的一个小隔间被她改成了放映室，墙上刷了白漆当幕布，能坐六七个人。
我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录像带从行李房取回来，全部拆箱，按导演和国别分类，贴上标签，上架。这个过程花了两天时间。每上一盒带子，我就看一看标签上的名字——黑泽明、费里尼、伯格曼、小津安二郎、侯孝贤、杨德昌。有些名字我认识，有些不认识，但我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把他们都认识一遍。
书店正式开业是九月十五号，没放鞭炮，没请人剪彩，就是门口贴了一张红纸，写着“兰远影像书店”几个字。沈兰写的，毛笔字，端端正正，跟她这个人一样。
头三天没什么客人。偶尔有人推门进来，转一圈，问两句，走了。沈兰不急，说慢慢来，省城跟县城不一样，酒香不怕巷子深。
第四天来了一个客人，是个大学生，美术系的，男的，戴眼镜，背一个军绿色帆布包。他在书架前转了两圈，拿起一盒黑泽明的《七武士》，问多少钱。
“租还是买？”沈兰问。
“租。”
“押金十块，一天五毛。”
他租了，走了。第二天他又来了，还了《七武士》，又租了《罗生门》。第三天他带来了两个同学，一个学摄影的，一个学编剧的。三个人在店里坐了一下午，翻书，看录像带的封面，叽叽喳喳地讨论着。
学编剧的那个女孩子看到了我在柜台后面写东西，探过头来问：“你写什么呢？”
我赶紧把本子合上：“没什么。”
“让我看看呗。”
“真的没什么，随便写的。”
她没再坚持，但她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要是写剧本的话，可以拿给我们老师看看，他是省戏的教授。”
沈兰在旁边听到了这句话，等人走了以后，她问我：“你到底在写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把本子递给她。
那是我来到省城以后开始写的一个小故事，题目叫《黄葛树》。写的是一个县城女人和一个小镇青年的故事。不是我和她，但也不完全不是。
沈兰看了几页，抬起头看着我，眼眶有点红。
“写得不错。”她说。
“真的？”
“真的。”她说，“但还得改。结尾不太好，太仓促了。回去再想想。”
她把本子还给我，转身去整理书架。我看着她弯下腰的背影，心里涌起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日子一天天过去，书店的生意慢慢好了起来。沈兰是个细心的人，她知道哪些片子哪些书对学生胃口，哪些对中年人有吸引力。她给每个常客都建了一张卡片，记着他们借过什么，喜欢什么类型，下次来了可以推荐新的。
我开始习惯这种生活。早上八点开门，打扫卫生，整理书架。上午人少，我就看书或者写东西。下午陆续有人来，租书租带子，偶尔有人在放映室看片。晚上关门后，我和沈兰会在店里坐一会儿，聊聊天，看看电视，有时候她给我煮一碗面条当夜宵。
省城的夜晚比县城安静。不是真的安静，是那种身处繁华之中反而更容易感到安静的安静。窗外有车声，有路灯的光，有晚归的行人模糊的说话声。但在这间小书店里，一切都很慢，很轻，像一个被时光遗忘的角落。
有一天晚上，关了店之后，沈兰忽然说：“远山，你是不是有话想问我？”
我正蹲在书架前整理下排的那一栏，听到这话，手顿了一下。
“没有。”我说。
“有。”她说，“你从来到现在，一个月了，有些事情你从来没问过我。”
我站起来，转过身。她坐在柜台后面的高脚凳上，两条腿交叠着，手里端着一杯茶。店里的灯只剩了一盏，昏黄的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你想让我问什么？”我说。
“问我离婚之后，为什么没有回老家，而是留在了县城。”她说，“问我为什么在录像厅里遇到你，问你愿不愿意跟我走。”
我没说话。
“因为你害怕答案。”她说，“你怕答案不是你想要的，你也怕答案是你想要的。”
我走到柜台前，靠在柜台上，离她很近。我能闻到她身上的味道，还是那种淡淡的香皂味，跟县城的时候一模一样。
“姐。”我说。
“嗯。”
“你有没有想过，我来省城，不是因为书店，不是因为电影。”
她端着茶杯的手停了一下。
“那是因为什么？”她问。
我看着她的眼睛。昏黄的灯光下，她的眼睛像两汪深潭，看不清底，但你忍不住想往里看。
“因为你。”我说。
空气忽然变得很安静。能听见窗外马路上偶尔经过的汽车声，能听见书架上一盒录像带因为没放稳而微微倾斜的声音。
沈兰看了我几秒钟，然后低下头，把茶杯放在柜台上。
“远山。”她说，“你才十九岁。”
“我知道。”
“我比你大十一岁。”
“我知道。”
“我离过婚。”
“我知道。”
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感动，不是拒绝，是一种类似心疼的情绪，像大人看着孩子做了一个注定会受伤的决定时的那种心疼。
“你别把感激和喜欢混在一起。”她说。
“我没有。”
“你有。”她说，“你觉得我把你从县城捞出来了，你觉得我是你的恩人，你觉得你欠我的。这不是喜欢，这是负债感。”
“不是。”
“那是什么？”
我想了很久。想我在录像厅里第一次听到她声音时的心跳，想她在阳台上跟我说“东京太大”时候的眼神，想她在省城那个空房间里说“我图不孤单”时的表情。
“是心疼。”我说，“你跟我说你一个人去医院挂水的那天晚上，我在宿舍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心疼你。不是可怜你，是心疼你。”
她的眼眶红了。
“那不一样。”她说，声音有点抖，“你还小，你会遇到更好的人。”
“我不想遇到更好的人。”我说，“我想遇到你。”
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伸手在我脑袋上拍了一下，像大人拍小孩那样，但手落在我头上的时候，停了一下，指腹轻轻蹭了蹭我的头发。
“赵远山。”她说，“你要是个三十岁的男人，我可能就答应你了。可你才十九，我不能害你。”
“为什么是害我？”
“因为你会后悔。”她说，“两年，三年，最多五年，你会遇到跟你同龄的女孩子，你们有共同语言，有共同的成长背景，你会觉得跟我在一起是浪费了时间。到那时候你恨我，我不怪你，但我会恨我自己。”
“我不会——”
“你会。”她打断我，“你会，因为这是人的本性。我不怪你，但我不能给你这个机会。”
那天晚上的对话，没有结果。她把我推出了书店，说太晚了让我回去睡觉。我走在省城秋天的夜风里，心里堵得慌，但又说不出哪里堵。
第九章 黄葛树下
1990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十一月中旬就开始冷了，省城的风从北边刮过来，干冷干冷的，吹在脸上像刀割。书店门口那棵法桐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树枝在风里晃着，像一双双朝天伸着的手。
书店的生意进入了平稳期。三个月下来，积累了三四十个固定客户，大多是附近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沈兰每个月做一次盘点，盈亏基本持平，虽然还没开始赚钱，但也没亏多少。她说这就够了，第一年不亏本就是胜利。
我那篇叫《黄葛树》的故事，改了七稿，终于在十一月底完成了。沈兰看完最后一稿，没说什么，把它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寄给了省戏剧学院的那个教授。
寄出去的那天晚上，沈兰请我吃了一顿好的。菜是她自己做的，红烧排骨、糖醋鱼、蒜蓉西兰花，还有一个排骨莲藕汤。桌上点了两根蜡烛，是那种停电时用的白蜡烛，不是浪漫，是那天晚上确实停电了。
“要是教授看不上怎么办？”我一边吃排骨一边问。
“我又不是作家。”
“你现在是了。”她说，“你已经写完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你就是作家。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烛光摇摇晃晃的，她的脸在光里忽明忽暗。三个多月了，她瘦了一些，下巴的线条比以前更分明，眼角的笑纹也深了一点。但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像两盏不灭的灯。
“姐。”我说。
“嗯。”
“上次我跟你说的事，你考虑过了吗？”
她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这几个月，我们谁都没再提那天晚上的事，但不是忘了，是像一颗埋在地下的种子，谁都不去动它，但它一直在那里，慢慢生根。
“考虑了。”她说。
“然后呢？”
她夹了一块排骨放在我碗里，动作很自然，像往常一样。
“远山，我帮你，不是为了让你喜欢我。”她说，“我是觉得你不应该在五金店过一辈子。现在你出来了，在省城站稳了，你的人生是你的了。我不希望你因为感激我，就把自己的人生绑在我身上。”
“我说了不是感激。”我的声音有点大，在停电的安静房间里显得格外突兀，我压低了一些，“我喜欢你，就是从心里觉得你好。你聪明，你温柔，你心里装着别人。你在县城那种地方，自己都过不下去了，还想着帮我。你说这样的人，我怎么可能不喜欢？”
她把筷子放下，双手交叠放在桌上，看着烛火。
“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说的那些话，有一半是假的？”她说。
“什么？”
“我说我想开这家书店，不孤单。”她笑了一下，“这是真的，但不全是真的。我想开书店，还有一个原因，我不想你待在县城那个地方。你在那里待下去，会被那个地方吃掉。像我在那里待了七年，差点被吃掉。我想把你带出来。”
“所以你来省城，是为了我？”我问。
“不全是。”她说，“也是为了我自己。我需要一个重新开始的地方，需要一个让我觉得活着还有点意思的理由。你正好出现了。所以我不能说我是纯粹在帮你，我也是在帮我自己。”
她看着我，烛光在她瞳孔里跳动。
“所以你不用觉得欠我的。”她说，“你不欠我什么。相反，我应该谢谢你。这几个月，是你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还能做成一件事。”
“那你还觉得我喜欢你是因为感激吗？”我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
“我不知道。”她终于说，“也许有，也许没有。但我不想去弄清楚了。”
“为什么？”
“因为我怕。”她说，“我怕万一是真的，万一你是真的喜欢我，我就更难拒绝了。”
那天晚上停电到很晚，我们坐在烛光里聊了很多。聊她小时候在湖南乡下的日子，聊她考师范中专那天她妈给她煮了六个鸡蛋，聊她第一次站上讲台紧张得把教案念反了，聊她前夫第一次跟她吵架的时候摔了一个暖水瓶，热水溅到她脚背上烫了一个疤。
她把裤腿撩起来给我看。脚背上确实有一块疤痕，不大，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一些，像一枚褪色的印章。
“不疼了。”她说，“就是难看。”
“不难看。”我说。
“你这个人，什么都说不难看。”她笑了，把裤腿放下来。
十二月中旬，省戏剧学院那个教授回了信。信封很厚，里面装着我的稿子，还有一封写了三页纸的信。
教授姓陈，教了二十多年编剧课，在省城戏剧圈子里有点名气。他在信里说，你的故事我看了，语言不错，有生活气息，人物也立得住，但结构有问题，冲突不够集中，结尾收得太快。如果你有兴趣，下学期可以来旁听我的编剧课，不收学费，但作业要交。
我把信读了三遍，然后拿给沈兰看。她看完之后，眼圈红了。
“你看，我就说你可以的。”她说。
“他只是让我去旁听。”
“旁听也是机会。”她说，“你知道有多少人想进他的课堂进不去吗？”
她说得对。那个冬天，我做出了第二个重要的决定——去省戏旁听陈教授的编剧课。
课程是一周两次，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下午。书店下午的生意不忙，沈兰一个人能应付。我骑着沈兰给我买的二手自行车，从城北骑到城东，四十分钟，风雨无阻。
陈教授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头发白了，但精神很好。他上课不讲废话，开门见山，第一节课就说：“你们来我这里，不是为了学怎么写剧本。剧本写得好不好，不是我能教出来的。我能教你们的只有一件事——怎么让你写的东西像个人。”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课上的学生大多是戏文系的大三大四学生，也有几个研究生。我是唯一一个旁听生，也是唯一一个没上过大学的人。刚开始坐在最后一排，不说话，不提问，只听课记笔记。后来陈教授看了我的作业，在课堂上念了一段，说“这个结构大家可以学学”，我才慢慢敢往前坐。
1991年的春节，我没有回家。书店过年期间要关门半个月，沈兰回湖南老家看父母，我一个人留在省城。除夕那天，我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鱼、一把青菜、一袋饺子，在沈兰住的那间小公寓里自己做了年夜饭。
电视里放着春晚，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吃着饺子，看着屏幕上的相声小品，笑不出来。
我给沈兰打了一个电话，长途，打到她湖南老家的村公所。等了二十分钟，接线员叫来了她。她在电话那头喘着气，说“喂”，我说“姐，过年好”。
她沉默了几秒，说：“你一个人？”
“嗯。”
“饺子包了吗？”
“买的。”
“别买现成的，自己包的才好吃。”她说，“冰箱里我留了一块肉馅，在冷冻层最下面，你拿出来解冻，买点饺子皮，自己包。”
“我不会包。”
“你什么都不会。”她说，声音里带着笑意，“算了，等我回去给你包吧。”
挂了电话，我翻遍了冰箱，在冷冻层最下面找到了那块肉馅。又下楼去小区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斤饺子皮。回到屋里，把肉馅解冻，学着印象中我妈包饺子的样子，笨手笨脚地包了二十多个，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有的张着嘴，有的露了馅。
煮出来的时候，有几个破了，汤里飘着肉末。但我全吃完了，一个不剩。
大年初三，我收到一张明信片，是沈兰从湖南寄来的。正面印着洞庭湖的风景，背面写着几行字——
“远山：
湖南的冬天比省城暖和。但我还是想省城。
给你拜年，祝你新的一年，写出更好的故事。
沈兰”
我把明信片看了很多遍，夹在那本《人生》里，放在枕头旁边。
春节过后，沈兰回来了。她给我带了一罐湖南老家的剁辣椒，说拌面吃特别香。当天晚上她就包了饺子，韭菜猪肉馅的，皮薄馅大，比我自己包的那些好吃一百倍。
吃饺子的时候，她忽然问我：“远山，你还想拍电影吗？”
“想。”我说。
“不是在脑子里想，是真的去拍。”
“想。”
“那你就去考。”她说，“省城有电影学院的分校，我打听过了，明年招生。你去报名，去考试。”
“我高中都没毕业。”
“那边不看学历，看作品。”她说，“你这一年写的东西够你交一份作品集了。陈教授给你写推荐信，我再帮你找人辅导专业课。你只要好好准备，不是没可能。”
我端着碗，饺子在筷子中间冒着热气。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问。
“不是对你好。”她说，“是对梦想好。你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我这辈子可能实现不了了，但你替我实现，也一样。”
她说完这句话，低下头继续吃饺子。我看着她低垂的睫毛，看着她鬓边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几根白发，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
你不能辜负她。
1991年的夏天，我收到了省城电影学院分校的录取通知书。不是正规的学历教育，是一个两年制的编导进修班，但结业后可以拿到省城电影学院认可的结业证书，对于我来说，这已经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了。
沈兰比我高兴。她拿着那张通知书看了足足五分钟，然后把它贴在书店的墙上，进门最显眼的位置。
“让大家都看看。”她说，“我们书店出导演了。”
“还没出。”我说，“才开始。”
“开始了就离成功不远了。”
九月开学，我又成了一名学生。两年的进修班，课程排得很满——剧本写作、导演基础、摄影技术、剪辑原理、电影史、视听语言。很多内容我在沈兰的书里看过，但真正系统学习起来，还是觉得吃力。
班上同学大多是高中毕业或者大专毕业的，比我大两三岁的也有，但大多数是城市长大的孩子，说话做事都比我利索。我普通话不标准，很多专业名词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根本记不住。第一学期的期中作业，我的短片剧本被老师打了六十五分，刚及格。
那天晚上我回到书店，沈兰看我脸色不对，问怎么了。我把分数告诉她，她没安慰我，而是说了一句让我到现在都记得的话。
“六十五分，说明你比班上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强。剩下那百分之三十五，有些人会放弃，有些人会退步。你只要每天比昨天好一点点，两年之后，你就是最好的。”
“要是有人比我进步更快呢？”我问。
“那你就跟昨天的自己比。”她说，“不要跟别人比。跟别人比，你永远有对手。跟自己比，你只有自己。”
这句话，成了我后来很多年做事的准则。
两年进修班毕业的时候，我拍了一部三十分钟的短片，叫《黄葛树》。讲的是一个县城女人和一个乡下青年的故事，跟我在省城写的第一稿完全不一样了，但内核没变——两个孤独的人，在一个夏天里，互相看见了对方。
短片在进修班的毕业展映上放了一次。陈教授来看了一眼，没说什么就走了。第二天他让助教给我带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字——“可以一看。”
可以一看。四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算是很高的评价了。
沈兰也看了。她坐在放映室最后一排，身边空着一个位子。屏幕上的光映在她脸上，她的表情很平静，但眼睛里有光，是那种被什么东西打动了之后，眼睛里自然泛起的光。
和四年前在录像厅里，我转头看到她的那个夜晚，一模一样。
尾声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
但又没有。
1995年，我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小成本，独立制作，讲的是西部农村一个女孩考学的故事。片子入围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电影节，拿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奖。首映那天，沈兰坐在观众席最后一排。电影放完，灯光亮起来，她站起来鼓掌，鼓了很久。
那天晚上庆功宴后，我送她回书店。省城的夜晚比几年前更繁华了，到处都是霓虹灯和车流。但文华路还是老样子，法桐还是那些法桐，书店还是那个书店，门口“兰远影像书店”的招牌还是她写的那幅字，只是褪了色，边角卷了。
“姐，书店的名字我一直想问。”我说，“兰远，是我名字里的远，还是远方的远？”
她站在书店门口的台阶上，比我高了一级，正好跟我平视。
“都有。”她说。
“哪个多一些？”
她歪着头想了想：“远方的远多一些。”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让你留在我身边。”她说，“我想让你去远方。越远越好。”
“可我想回来。”
“你会的。”她说，“但不是现在。现在你要去更远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在书店门口站了很久，她也是。
最后我们谁都没说话，我转身走了。
此后的很多年，我去了北京，去了上海，去了国外。拍了几部电影，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谈过几次恋爱，有长有短，最后都不了了之。认识了很多很多人，也忘了很多人。但每年夏天，我都会回省城，回到那条文华路，回到那家影像书店。
书店变了。店面扩大了一倍，隔壁那家店也租下来了，打通了墙，变成了一个更宽敞的空间。书架多了，录像带换成了碟片，后来碟片又变成了数字拷贝。但中间那个小放映室还在，墙上刷白漆当幕布，能坐六七个人。
沈兰老了。
这是我在2015年夏天回省城时，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她五十五了，头发花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多了，走路的时候膝盖不太好了，上下楼得扶着扶手。但她的眼睛还是亮的，像两盏不灭的灯。
那天下午，书店关门早，她在放映室里放了一部老片子，是1988年的《天堂电影院》。放映机嗡嗡地转着，幕布上出现了一个意大利的小镇，一个叫多多的小男孩和放映师艾费多的故事。
电影放到最后，多多回到家乡，参加艾费多的葬礼。他收到了艾费多留给他的礼物——一盘胶片，里面是他当年剪掉的所有接吻镜头。
多多一个人坐在电影院里，看着那些曾经被剪掉的画面，黑白的，但每一帧都充满了感情。
沈兰坐在我旁边，看到这里，轻轻地说了句：“远山，你还记得1990年夏天吗？”
“记得。”我说。
“录像厅。”
“嗯。”
“我跟你说，姐姐家电视更大。”
我转过头看她。放映机的光从后面打过来，把她花白的头发照出了一圈光晕。
“我记得每一个字。”我说。
她笑了，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笑。不急不慢的，像1990年夏天她家阳台上那棵黄葛树，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地响。
电影放完了，幕布上一片空白。放映机还在转，光柱里灰尘慢慢飘落。
“谢谢你。”她说。
“谢什么？”
“谢谢你让我帮你。”她说，“你知道吗，那年夏天我过得特别难。离了婚，辞了职，县城里全是闲话。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就想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后来有一天我经过录像厅，鬼使神差进去了，看到你坐在第三排，眼睛盯着屏幕，那个认真的样子，让我一下子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所以你就跟我说话了？”
“我就想，帮帮这个孩子吧。”她说，“帮他的时候，我也能帮帮自己。”
我们坐在那个小小的放映室里，谁都没动。外面的世界在转，但在这里，时间是静止的。
我握住她的手。
她没有抽回去。
（全文完）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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